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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农村有线广播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曾独领风骚，是农民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，90年代后，逐渐衰落，至今呈瘫痪状态。

    农村有线广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，一般来说，能发挥五种社会功能：传播信息、进行宣传、舆论监督、传播知识、提供娱乐。但在中国从总体上说是政治宣传功能，但是由于各个时期政治路线不同，功能的发挥也有所差异，下面我们就来进行具体分析。

    一、从建国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，农村有线广播的社会功能可以概括为集体的宣传员、鼓动员、组织者

    1950年4月，政务院新闻总署决定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网，这是针对当时全国尤其是农村收音机数量极少、交通不方便等情况采取的重大措施。1956年1月，中共中央颁布的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》第32条规定：“从1956年开始，按照各地的情况，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”，全国掀起了建设农村广播网的高潮。“到1957年底县级广播站增至1698座（1949年仅11座）；广播喇叭增长增至94.12万只（1949年仅99只），全国农村有线广播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并且因地制宜，在不适合建立有线广播的地区，继续建立收音站。”

    县有线广播站和广播收音站，在幅员辽阔的农村，组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收音网。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抗美援朝，镇压反革命，土地改革，农业互助合作等重大运动和为农民服务方面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。如，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，河北省台举办了“抗美援朝专题节目”，号召全省收音员立即开展下乡运动。仅10天的工夫，据67个县的统计，即有116部收音机下乡，组织收听1355次，听众达31万多人。②有线广播受到农民热烈欢迎，他们不仅从广播中知道国家大事，欣赏各种文艺节目，而且能听到气象预报，在防灾、安排生产上起了很大作用。1956年5月10日，天津南郊广播站提前预报了下冰雹的消息，全区立即行动，有效地防止了雹灾。③

在这一阶段，农村有线广播，在传达政令、配合中心工作、指挥农业生产，对农民进行宣传，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，是党和政府顺利开展各项工作得心应手的工具，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之一。

二、从50年代中期起到“文革”期间，农村有线广播发挥的主要是政治功能、宣传功能。

1958年—1960年广播工作“大跃进”，随后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对有线广播进行了较大的调整，压缩规模。1966年春，全国广播网恢复到调整前的规模，并有发展。在“文革”动乱期间，农村广播有线网继续发展，到“1976年底，全国建成县有线广播站2503座，安装有线广播喇叭113246412只，97%的人民公社、93%的生产大队、86%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播，农户安装广播喇叭的达到60%。此外，在牧区和边远地区，还建成小片（以公社或大队为区域范围的）广播网16万多个”。④

在宣传“大跃进”过程中，中央电台和地方电台普遍地通过广播大会来扩大宣传声势，助长了浮夸风、瞎指挥和高指标等错误倾向，同时也使人民群众感到疲劳。如，1958年6月30日，广东电台同广东省委联合举办报丰收、庆丰收广播大会，全省约有1000万农民和城市居民、机关干部收听了这次广播。同年7月30日，江西电台在星子县召开庆祝早稻空前丰收、夺取晚稻更大丰收现场广播大会。这一年，江西电台共举办广播大会11次，收听总人数达250万人次。⑤

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，很多县广播站被造反派占领，成了打仗派的工具，自办节目全部停止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，各县陆续恢复自办节目，主要有新闻、理论节目，节目内容死气沉沉，几乎都是照搬“两报一刊”上的报道和文章。文艺节目全部播放“八个样板戏”，几首“革命歌曲”，单调枯燥，人民群众十分不满，充耳不闻。

1957年至文革爆发之前这一时期，农村有线广播的宣传犯了严重的浮夸、片面、瞎指挥的错误，客观上为错误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在文革中，广播电视的领导权逐步被林彪、江青一类的野心家、阴谋家篡夺，成为他们手中制造封建法西斯统治舆论、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，成为一种破坏性的、可怕的力量，农村有线广播亦不能幸免。总之，在这一时期，广播的政治功能畸形发展，淹没了其他社会功能。

三、“文革”结束至90年代初期，农村有线广播的各项社会功能逐步恢复，政治意味消减，并突出了经济建设功能。

1983年，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，确定整顿、提高、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。经过整顿，到1988年，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的通播率在71%以上，广播喇叭8000多万只，入户率稳定在41%左右。”⑥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各县广播站在县委的领导下，逐步肃清“左”的影响，从党在农村的各项中心工作和任务出发，从听众需要出发，发展广播优势，克服“假、大、空”，努力改革，精办各种新闻快讯、农民专题节目和文艺节目，广大农民群众称赞广播线为“连心线”。如，1982年春天，全国各地农村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时，不少干部怕犯“右”的错误，竭力限制“双包”。浙江省富阳县大青公社党委书记到栗园大队去“纠偏”，要一个已经实行“双包”的生产队重新把土地集中起来。生产队长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们不要搞瞎指挥！我床头装有小喇叭，天天都在听，中央允许搞包产到户！”结果，这个生产队坚持了“双包责任制”，生产搞得很出色。⑦为了适应生产责任制的需要，各县社广播站普遍搞农业科技知识广播。1982年1月到8月，上海县陈行公社广播站陆续广播了124篇关于培养壮秧，抽条留苗，棉花、蔬菜等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等方面的农业科技知识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，全公社早稻田亩产居全县首位。⑧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农民最关心三件事：党的政策、科学种田、文化生活。农村有线广播紧扣农民的需求，精办节目，因而收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，基本上发挥了传播信息、宣传整合、提供娱乐等多项功能，是建国以来农村有线广播社会功能发挥最全面的一个时期。

20世纪90年代后，由于电视的迅猛发展，无线广播的兴起，曾经在农村中辉煌显赫的有线广播逐渐衰落了。

不可否认，农村有线广播是传播效果较好的渠道，能有效解决信息传播过程中“最后一公里”现象。